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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深度對話小米知識產權戰略團隊專利許可總監程爽。”

來源：IPRdaily中文網（iprdaily.cn）

程爽，小米專利許可總監兼蜂窩通信許可負責人

程爽，小米知識產權戰略團隊的專利許可總監，是小米多項重大許可協議的關鍵推動者，深度參與了小米與Orange、西門子、松下等公司的許可談判。她身兼許可經理和專利律師雙重角色。在小米，像她這樣“一人多崗”的情況很常見，團隊中一半以上都是女性，跨職能協作也讓效率最大化。

2016年，程爽與小米前任及現任知識產權戰略負責人徐然和魏娜等人一起，隨小米收購的知識產權投資與咨詢公司智谷加入小米。智谷聯合創始人Paul Lin在2016年至2022年間主導了小米的知識產權戰略。

在智谷工作期間（2013-2016年），程爽負責專利申請、評估及收購。加入智谷前，她曾為一家數據通信公司從零開始制定知識產權戰略。此前，她的職業生涯始于北京一家知識產權事務所，并擁有清華大學控制工程碩士學位。

在這次采訪中，程爽帶我們深入了解她的專利許可職業生涯的幕后故事，分享了她幫助促成的難忘的交易。為簡潔、清晰起見，文中回答經過了一定編輯。

你的一天通常怎么過？

我的核心職責是為公司爭取有價值的專利許可，保障業務運行并增強競爭力。

我的一天一般從交易研究開始，包括分析許可方A的專利組合、其專利無效歷史和侵權訴訟結果，以及公開新聞或財務報告，來構建該公司的整體畫像。這有助于我制定談判策略。

然后，我與評估團隊討論如何有效評估另一家許可方B提供的示例性權利要求對照表，從而形成技術討論的大致工作流程。

中午，我與許可方B進行視頻通話（能面對面更好），討論他們的報價和后續步驟，包括技術討論的工作流程以及小米的反報價。之后，我向團隊簡要介紹進展情況，分配后續任務，確保步調一致。

轉向另一個許可方：這次輪到小米向許可方C發出反報價。盡管對方無法提供其現有許可協議，這使得我們難以判斷小米是否受到了不公平對待，但我仍會與知識產權律師合作，根據現有信息（包括專利組合的技術評估結果）準備反報價條款清單。

下午，我與團隊中的其他許可總監合作，為談判安排資源，比如與許可方D的技術討論。接著，我向高層匯報與另一家許可方E的待定交易的戰略重要性，強調獲取其非蜂窩SEP專利將補強我們的專利布局，并解釋許可費的合理性。同時，我還和我們的法律顧問合作，處理另一家許可方在許可談判期間突然起訴小米的情況。

傍晚，我與知識產權律師合作起草許可協議，重點關注許可產品和專利，許可范圍和期限等條款。我還與一家專利池管理方會面，增進互信，了解其專利池項目的最新進展，探索未來合作的可能性。

晚上，我們團隊一起研究近期的法院判決，并創建共享文檔記錄主要收獲。最后，我參加一個線上行業研討會，和同行分享近期判例觀察和SEP許可心得。

說說你最難忘的幾筆交易，以及你在其中的角色？

我的第一筆交易是Via LA的AAC專利池許可：我當時的領導Paul Lin是小米的主要談判代表，我擔任次要談判代表。我見證了Via AAC專利池替代費率結構的誕生，其中引入了區域折扣。盡管大家通常認為專利池的費率表無法談判和修改，但Via傾聽了市場意見，并努力與專利權人合作修改費率表，這推動了AAC標準的廣泛采用，并減少了許可摩擦。

幾年后，我作為AAC專利池續簽的主要談判代表，為公司和對方達成了一項雙贏交易。我很自豪地看到，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經濟因素的R1/R2費率結構如今已被行業廣泛接受。

最難忘的交易是一項涉及Orange、西門子和IP Bridge的多邊交易。我是小米的談判代表。這是前所未有的一筆交易，不僅涉及三家許可方，還涉及不同標準的專利。如果沒有各方秉持的開放、創造性和靈活的態度，這筆交易是無法達成的。這段談判經歷非常獨特，最終我們還獲得了2023年亞洲知識產權商業大會的“年度交易”獎。

另一筆值得關注的交易是與松下和Sun Patent Trust（SPT）達成的聯合許可。起初，小米分別與這兩家許可方進行談判，盡管SPT是由松下設立的，其專利組合也源自松下。我是小米與這兩家許可方的談判代表。隨著許可討論的推進，盡管我們一直努力保持真誠對話，但這兩家許可方還是對小米提起了多司法管轄區的訴訟。在積極應訴的同時，我們決定將談判整合，看看是否有可能達成聯合許可。2024年10月，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出現了，英國上訴法院承認小米是善意被許可人，并頒發了臨時許可，以促進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糾紛的解決。不久之后，三家公司達成了聯合許可協議。

你的許可職業生涯中，關鍵時刻有哪些？

其中一個時刻是從“no”到“yes”的轉變。我曾遇到一位交易對手直接拒絕小米的更新提案，盡管該提案顯著提高了之前提案中的付款金額，但遺漏了一個我后來才知道對他們很重要的部分。這導致那次談判不歡而散。

雖然我對出現不同結果不抱太大希望，但我們仍然保持溝通渠道暢通。在了解到那個部分對對方的重要性后，談判變得積極多了。這讓我認識到，談判不是克服阻力，而是要發現價值不對稱。這次經歷強化了我的信念，即“no”往往是一個信號，提示我們要更深入地挖掘對方未說出口的需求，確保結果與雙方的核心目標一致。

另一個關鍵時刻與一場高壓的蜂窩SEP談判有關，在談判期間，一個關鍵市場突然發生了監管變化，帶來危及小米業務的不確定性。隨著最后期限的臨近，我協調小米的法律、業務和政策團隊，設計了與區域法律變化對小米潛在影響相關的額外安全港條款，同時保留了雙方已達成一致的條款。這不僅挽救了這筆交易，還使小米在動蕩的市場中成為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合作伙伴。這讓我深刻體會到，在將干擾轉化為戰略勝利時靈活性和內部協調的重要性。

我的職業生涯中一個明確的主線是在跨境談判中建立信任。例如，在新冠疫情期間與一家亞洲許可方談判時，雙方只能依靠視頻通話和電子郵件進行協商。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之間很難建立信任。當旅行限制一解除，我就優先安排面對面會議，以便雙方能夠親自見面并更高效地進行討論。通過打破障礙、建立互信，雙方成功探索了在許可之外的一些創造性條款，分歧逐漸縮小，最終達成雙贏交易。這段經歷堅定了我的信念，即談判不在于對抗，而在于創造共同價值。

這些時刻塑造了我的理念：談判不是為了獲勝，而是為了制定可持續關系并推動互利共贏的解決方案。

你面臨過最大的挑戰是什么，又是如何克服的？

就個人而言，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在快速變化的市場中駕馭高風險的跨境專利談判。例如，為4G和5G、HEVC和VVC等不斷發展的技術獲取許可協議，需要在法律要求的剛性與不斷變化的商業動態之間取得平衡，尤其是在應對多樣化的監管環境時。為了克服這一挑戰，我的方法是持續學習，及時了解全球知識產權趨勢，并與技術專家和內部法律顧問密切合作，使許可策略與小米的技術路線圖保持一致。魏娜等領導的指導，也幫助我完善了風險評估和與利益相關者溝通的能力。

在團隊層面，我們這種獨特的“一人多崗”模式（例如團隊成員經常承擔許可談判代表、專利律師、技術專家中至少兩個角色），可能會在決策和資源分配方面造成復雜性。要確保法律、商業和技術之間的無縫協調，需要健全的框架。我們通過培養開放對話的文化，并利用數據驅動的工具來評估專利價值和許可風險來解決這一問題。魏娜的領導強調透明度和共享所有權，這使我們能夠匯聚專業知識，共同應對挑戰。

注：
本文（英）原載于IAM媒體網站，記者：Nicole-Anne Lagrimas
https://www.iam-media.com/article/look-inside-xiaomis-ip-team-the-negotiator-siemens-panasonic-deals 

（原標題：走進小米知識產權團隊，深度對話與西門子、松下許可交易的幕后談判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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